眼下，春耕农资涨价引起农民不满、政府不安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：采取综合措施，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。“综合措施”代替了政府惯用的“限价措施”，彰显决策层正探索调控新机制。在此背景下，借鉴粮食直补的经验，把“农资补贴”直接给种地农民，不失为综合措施中的一种好办法。

　　多年来，我国一直对尿素等主要农资实行“限价管制”，目的是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。为此，政府拿出专项财政资金补贴农资生产企业，同时给予税收、用电、运输等方面的优惠政策。实际上，限价政策没有限住农资价格过快增长。生产商将涨价原因归于能源原材料涨价和运力紧张导致成本上升。受生产商影响，一些地方将化肥限价标准调高。以化肥主打品种尿素为例，山东近期将出厂限价提至每吨1650元，比去年高出约200元。

　　被“限价”的化肥企业大都声称“只能微利保本经营”；但已公布的2004年年报或有关业绩预增公告显示，尿素类上市公司基本上实现了60％或以上的净利润增幅。显然，这样突出的“经营业绩”，与农民高喊农资涨价过快的呼声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　　作为市场主体，追求利润最大化几乎是企业的天性。面对农资市场旺盛的需求，农资企业首先想到的是赚取更多的钱；对限价销售的“行政要求”，一些企业的对策有两个：一是最大限度地索要政府补贴，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“限价销售量”。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，有的化肥厂绕开限价政策，与中间商地下交易。

　　一手索要政府补贴，一手私下卖高价肥，一些农资企业的“两手策略”，实质上是利用价格“双轨制”的“寻租”行为。这必然引发一个疑问：将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“补”给农资生产环节，是否有效。

　　事实上，我国化肥市场销售主渠道已不复存在。化肥价格的调控，涉及物价、财政、税务、铁路、供销、电力等部门，监管和调控面大、量广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操作性不强；一个部门、一项政策不能很好落实，就会影响调控的整体效果。行政监管成本过高，使限价政策往往难以落到实处。

　　既然“补”农资生产环节难以监管，政府可否借鉴给农民发放粮食直补的经验，也将“农资补贴”直补给终端环节———种粮农民？这样做，一是环节少，操作简便，便于监督；二是成本低，可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；三是让农民看到真金白银的实惠，进一步调动种粮积极性。